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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化起源及相关问题再探讨,甘肃甘谷毛家坪

2019-09-23 作者:新闻动态   |   浏览(134)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本文所论秦文化,就其命名和界定的原则与史前以及商周时期的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并无区别,亦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组具有自身特点的人类活动遗存,由于这样一组遗存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秦”有关,而用文献记载中的族名或国名为与这个族群或国家有关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亦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通例。尽管将文献记载中的族群与实际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是一件非常复杂而又极难操作的事情,但在先秦考古学中对秦文化的界定已基本取得共识。所以本文所涉及的秦文化,即是作者以往所表述的,为史载的“嬴秦一族”在建立秦国前、建立秦国后以及到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这一历史时期内,在其活动所至范围里,创造、使用、遗留至今并已被科学的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古代遗存。

发掘领队:梁云       

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最早虽可追溯到三十年代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台11座屈肢葬墓,但对于秦文化的起源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八十年代初,始有考古学者涉及对秦文化渊源的探索,大多研究者着眼于东周时期秦墓中所特有的洞室墓、屈肢葬和铲脚袋足鬲等与中原地区迥然有异的文化特征,将其视为秦文化与西北地区古代文化的天然联系,提出秦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八十年代中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确认的“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存,由于其表现出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的相似性,又有研究者指出秦文化是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还有研究者结合古文字、文献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古文字中的“”即为秦族或其一支,在周原地区发现的商代后期扶风壹家堡类型文化即为“”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亦即商时期的秦文化。毛家坪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认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为探索秦文化起源提供了一个更早、更可靠的基点,并使大多数研究者把追溯秦文化起源的目光指向了东方。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即早期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对秦文化起源以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而不涉及该遗址东周时期的遗存。 一 甘谷毛家坪遗址发现于四十年代后期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进行的调查;五十年代甘肃省文物工作部门对全省进行的文物古迹普查工作中,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1982年和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此进行了两次发掘,并将其中的A组遗存认定为秦文化遗存,包括居址和墓葬两部分,共发现灰坑37个,房址2个,鬲棺葬4组,土坑墓22座。 赵化成先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和《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中,都对甘谷毛家坪遗址秦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和绝对年代的推定,其居址和墓葬分期的对应关系及绝对年代如表一。 表一甘谷毛家坪遗址居址及墓葬分期对应表 居址墓葬绝对年代 一期1段(④B、H29、H36)*缺西周早期 二期 2段 一期1段(M1、M2、M6、 M10) 西周中期 2段 3段二期3段(TM5、M3、M9) M9)西周晚期 三期 4段(H19、H21、H27、LM6) 三期4段 春秋时期 5段(M8、M11、M12) 四期6段(M5、TM9、TM10) 五期7段(M6、M7、M17、 M19、M20) 四期5段8段战国早期 6段缺战国晚期 据《探索》中对居址的分期,原属于第一期第1段的还有H32、H33;属于第二期的还有H30、H35;属于第三期第4段的共有③层下的17个灰坑,其出土的陶片相近,复原器较少;属于第四期第5段的还有LM3;属于第四期第6段的单位还有H3。表中所列仅为在《报告》中发表有器物者。 上述对毛家坪遗址秦文化遗存的居址和墓葬所作的分期在逻辑序列上是正确的,遗址中东周时期的遗存与关中地区的秦文化几无区别,由于以往的秦文化研究多集中于东周时期,所以在此基础上对该遗址东周时期遗存年代的认定也是可靠的。只是被认定为“西周时期”的诸遗存中,个别单位的年代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划归居址第一期第1段的④B层和H29,是目前所确认的最早的秦文化遗存,因此对其年代的推定于讨论秦文化的起源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和《探索》将其与沣西西周早期遗址中出土的器物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年代大体相当,为西周早期。但若把二地的同类陶器进行形制上的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形态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八十年代中期,扶风壹家堡、武功郑家坡等商代遗存的发现,则提供了可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进行对比的更理想的资料。 如图一所示,毛家坪T1④B:29,小口,最大腹径偏下,整体瘦长,与壹家堡遗址四期5段所出的B型鬲T31③:86形态接近,只是后者足跟略长;毛家坪H29:1、T1④B:1形态相近,均为长体筒状,宽沿外侈,腹部平缓,绳纹细而乱,壹家堡遗址四期5段所出的T31③G:59以及与壹家堡遗址四期年代相当的武功郑家坡遗址晚期所出的H4:34,虽下部有残,但从其上部形态观察,与毛家坪T1④B:1、H29:1几多相近之处,而且这种长筒状、腹部平缓的瘪裆陶鬲,在郑家坡遗址中并不少见,在其早、中期遗存中亦有出现,如H2:5、H9:16等。毛家坪遗址出土的绳纹盆T3④B:4,深腹,其器高与最大径之比接近1,为0。97,口微折,肩部折曲,肩以下饰绳纹,亦与壹家堡四期5段之T31③C:49相近。而《报告》和《探索》中在确定年代时与之进行比较的沣西遗址属西周早期的H301Ⅲ式鬲和T174:4AⅣ式鬲,整体稍矮,腹部亦较圆鼓,更近于在天水董家坪遗址采集到的同类型陶鬲,而H201Ⅱ式尊(实为绳纹盆,图一,3),腹部稍浅,其器高与最大径之比为0。81。若考虑到此后西周时期的陶鬲大都表现出由高到矮,盆亦由深腹到浅腹的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应该是表现出了较早的特征。另毛家坪出土的圆腹罐T1④B:22,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其应属于巴蜀文化因素,但相类的器物在壹家堡遗址一期中与商文化的假腹簋共存,亦从另一角度说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的年代较早。由此已发表的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的陶器均可在壹家堡遗址晚期阶段甚至更早的遗存中以及与之年代相当的郑家坡遗址晚期遗存中找到形态相似者,其年代亦应相当。 已有研究者指出,壹家堡遗址四期遗存与郑家坡遗址晚期遗存年代相当,大体在殷墟文化四期前后;其文化性质亦与之相同,目前多将这一类遗存称为郑家坡类型,是商代晚期的先周文化。 二 先周文化这一概念自6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编写商周考古教材时提出后,一直是商周考古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对先周文化的内涵、来源、分期、年代等问题直到现在尚有诸多不同的看法。但分布于关中地区的郑家坡类型是先周文化,其晚期阶段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基本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如前所述以毛家坪遗址④B和H29为代表的秦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年代基本同于郑家坡类型晚期阶段,因此了解关中地区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的分布格局及结构,应是探索早期秦文化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所了解的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主要分布在西到宝鸡地区,东至沣镐地区的范围里,为研究者所瞩目并具代表性的遗址有: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扶风北吕、壹家堡、岐山贺家村、武功郑家坡、黄家河、岸底、丰镐遗址等。 1、宝鸡斗鸡台 斗鸡台墓地发掘于三十年代,有15座墓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全部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腰坑,南北向,均直肢葬,随葬陶器或一鬲一罐,或仅一鬲、仅一罐,除K4所出陶鬲为高领乳状袋足鬲外,其余均为联裆鬲。从K区内还有K7、K9等随葬联裆鬲的墓葬来看,可知在斗鸡台墓地,至少在K区里,随葬乳状袋足鬲和随葬联裆鬲的墓葬是同时存在的。目前不了解与斗鸡台墓地同时期的居址的文化面貌,但从墓地中随葬二种陶鬲的墓葬共处的现象可以推定,在居址中亦是乳状袋足鬲和联裆鬲二种文化因素共存。 2、凤翔西村 凤翔西村墓地共发掘先周中期到西周中期的墓葬210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或口底同大,或口大底小,有熟土二层台,未见有腰坑,均为直肢葬。60%左右的墓仅随葬一件陶鬲,37%左右的墓葬随葬一鬲一罐,另有少量的墓仅随葬一件陶罐或共出有簋。其中年代属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的墓葬中,79M44、M45、M50、M69、M76、80M2、M18、M83、M87、M131、M147、M148等12座墓出土斗鸡台类型乳状袋足鬲,虽然有二、三座相对集中的现象,但从整体看,这些墓基本散见于墓地各处。没有发现与该墓地同时期的居址,不过由于墓地中随葬二种不同类型陶鬲的墓交错分布,居址中亦应是二种文化因素共存。 3、扶风北吕 北吕墓地包括北吕村北部的北山、东山、窑院三个地点,共发掘出先周到西周中晚期的墓葬283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大部分墓口底相等,少数口小底大,多有熟土二层台,没有发现腰坑,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其中42%的墓随葬陶器为一鬲,33%的墓随葬一鬲一罐,4%的墓随葬一罐,另有少量墓共出有尊、簋和盂。北吕墓地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的墓葬中,仅有BM21随葬一件属于斗鸡台类型的乳状袋足鬲,并共出有尊、盂各1件,其余各墓所出陶鬲均为联裆鬲,共出的陶器有折肩罐和肩部有弦纹的圆肩罐。因原简报未发表各地点的墓葬分布图,因而不能确知BM21在墓地内的确切位置,及与其他墓葬之间在平面上的关系。但从简报所述该墓位于“北山墓地最西”,至少可以确认BM21不是杂处于随葬联裆鬲的墓葬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吕墓地应是一处表现出较单纯文化面貌的墓地。 4、扶风壹家堡 壹家堡遗址包括居址、窑场和墓地几个部分,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发掘所获资料主要是来自居址。原报告将壹家堡遗址分为四期,并认为其中第二期和第四期遗存属郑家坡类型。第四期遗存包括4、5、6三段,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末到殷墟文化四期,即商王文丁到帝乙时期。据孙华《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分析》一文,在壹家堡遗址四期遗存中,占主导地位的为郑家坡类型文化因素,同时共存有其他一些文化因素,如双耳乳状袋足鬲为典型的刘家文化因素,而三足蛋形瓮、素面圆肩罐、素面折肩盆等,则或许是来自陕北、河套地区的古代文化因素。 5、岐山贺家村 贺家村墓地自五十年代以来已经过多次发掘,其中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或西周初年的墓葬主要有1963年发掘的54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大多口小底大,或口底相等,个别口大底小,多有熟土二层台,墓底无腰坑,均为直肢葬。随葬陶器以鬲、罐为主,仅个别墓出有壶、缶、瓮等。随葬的陶鬲中有20%左右为高领乳袋足鬲,其余均为联裆鬲。从墓葬的平面分布观察,随葬乳状袋足鬲的墓散见于墓地各处。 6、武功郑家坡 郑家坡遗址包括居址和墓葬二部分,但已发表的材料均来自居址。因该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极具特点的长筒形联裆鬲、绳纹深腹盆、绳纹折肩罐是同类遗存中最具代表性者,从而将这一类遗存命名为郑家坡类型。原报告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其中期阶段已经出现的属斗鸡台类型的高领乳状袋足鬲,表明在郑家坡遗址的居址中,至少有一段时间,郑家坡类型与斗鸡台类型是共存的。不过在郑家坡遗址发现的基本与居址同时期的墓地中,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无腰坑,仰身直肢,随葬器物组合以一鬲或一鬲一罐为主,陶鬲均为联裆鬲,表现出极为单纯的文化面貌。 7、武功黄家河 黄家河遗址包括居址和墓地二部分。黄家河墓地共发现先周时期和西周中期的墓葬49座,车马坑2座,黄家河墓地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口略小于底,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未见腰坑,人骨葬式均为仰身直肢,随葬陶器为一鬲或一鬲一罐。鬲均为联裆鬲,罐有绳纹折肩罐和肩腹部有弦纹或方格纹的圆肩罐。黄家河墓地所表现出的这些特点是代表了单纯的周人文化,基本是商周考古研究者的共识。 8、武功岸底 岸底遗址发掘于90年代初期,包括居址和墓地二部分,已经报导的材料均来自居址。据发掘简报,岸底遗址属于先周时期的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后参加发掘者牛世山又将其分为四期七段,其中第四期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到商周之际,文化面貌以郑家坡类型典型的联裆鬲、深腹盆和绳纹折肩罐为主,同时亦有斗鸡台类型的高领乳状袋足鬲,以及来自陕北、河套地区北方古代文化的三足蛋形瓮和来自商文化的折腹簋等。 9、丰镐遗址 自五十年代以来,以探索西周文化为主要目的,考古工作者在丰镐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发掘和研究,涉及到大量的居址和墓地。丰镐地区发现的周文化墓葬可分为四期8段,其中第一期第1段的年代为殷墟文化四期,另在马王村发现的H11,因其叠压在出有西周时期铸铜陶范的H10之下,因此其年代也可早到先周时期。丰镐地区先周时期的周文化遗存,除了有大量的联裆鬲、深腹盆等典型的郑家坡类型文化因素外,不仅有斗鸡台类型的高领乳状袋足鬲,还可见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如墓葬有腰坑、随葬铜器组合为爵和觯、陶器中有殷墟文化常见的折腹簋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面貌。 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岐山贺家村墓地,因没有发现与墓地同时期的居址材料,不能确知居址的文化结构,但从这二个墓地中都是随葬联裆鬲和随葬高领乳状袋足鬲的墓杂处,可以推定居址中也应是二种类型的文化因素共存。在武功黄家河和郑家坡遗址的墓地中,既没有发现同时随葬有联裆鬲和乳状袋足鬲的墓葬,也没有发现随葬不同类型陶鬲的墓葬在墓地中交错存在的现象,都只是发现了随葬联裆鬲的墓葬,应是表现出非常单纯的郑家坡类型文化面貌。北吕墓地的情况应基本同于黄家河和郑家坡墓地。扶风壹家堡、武功岸底都只发表了居址的材料,文化结构较为复杂,不能确知在与居址同时使用的墓地中,是否有随葬不同文化因素陶器的墓葬交错存在的现象。丰镐遗址则不论在居址,还是在墓葬中,都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面貌。 上述各遗址就其文化结构,大体可分为二大类。第一类以郑家坡类型文化为主,同时又包含有斗鸡台类型或刘家文化的因素,主要有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岐山贺家村等遗址;或还同时包含有其他文化因素,如扶风壹家堡、武功岸底、沣镐遗址等,分布于从宝鸡地区到沣镐地区的关中平原中西部。第二类只包括了单纯的郑家坡类型文化,有武功黄家河、郑家坡和扶风北吕墓地,集中分布在周原地区。尽管出现第一类遗址的原因可能会有多种,但都表明到了这一阶段,郑家坡类型与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间有着广泛的共处,亦有可能在某些地点发生融合;而第二类遗址的存在则表明,尚有一部分使用郑家坡类型文化的人群尽管在居址中可能与使用斗鸡台类型和刘家文化的人群共处,但在埋入墓地时却与之分离并保持了自己单纯的文化面貌。 甘谷毛家坪属于先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只发表了居址的材料,没有见到上述第一类遗址中常见的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以至于商文化的因素,毛家坪遗址进入西周时期以后的墓葬中也没有见到上述外来文化因素,因此可以推测与一期居址同时的墓地在文化结构上与居址相同。即毛家坪遗址不论在居址中还是在墓葬中,都表现出比较单纯的与郑家坡类型相近的文化面貌。表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就其文化性质来说,应属于郑家坡类型,其源头亦应到郑家坡类型中去寻找。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郑家坡类型在其早期阶段主要是分布在漆水河下游,后向西、向东扩展。在宝鸡地区、丰镐地区都见到以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为主,兼有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商文化因素的遗址,除了因有些遗址级别较高而文化构成较复杂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郑家坡类型在其向西、向东传播或发展的过程中,与所接触到的其他文化有所交流并产生融合的结果。 据现有发掘资料还难以判断甘谷毛家坪遗址的级别,但该遗址西周时期以后的墓葬中没有见到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墓葬也只有一座,估计该遗址级别较低。目前也还不能断定在陇东地区是否存在着较高等级的秦文化遗址,以及在这样的遗址中文化结构单纯抑或复杂,但可以知道在商代晚期到商周之际的陇东地区,在毛家坪这种等级较低的秦文化遗址中,是表现出较单纯的与郑家坡类型相近的文化面貌。毛家坪遗址地处陇东,隔六盘山脉与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相邻,而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化结构,不是同于距离较近的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等遗址,而是隔宝鸡地区与周原地区的黄家河、郑家坡墓地相同。显然毛家坪一期秦文化不是和已与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或其他文化接触并有所交流或融合后的郑家坡类型有关,而是源自周原地区具有比较单纯文化面貌的郑家坡类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在分布上跨跃地域式的相似,似乎很难用文化的自然传播和扩展的过程来解释,很可能是有一支使用郑家坡类型文化的人群由于某种原因由周原地区向陇东地区迁徙,或者是由于迁徙的时间很短促,以至于来不及与其所遭遇的其他文化发生关系,或者是由于这一支人群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以至于在迁徙过程中以及到达陇东地区后,都保持着原有的文化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甘谷毛家坪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应源于郑家坡类型文化,即起源于先周文化。 三 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包括居址和墓葬二部分,《报告》和《探索》对其进行的分期和年代的认定基本是准确的,只是个别单位的年代尚可进一步讨论。M1和M6为毛家坪西周墓葬中年代最早者,原报告将其与沣西张家坡的西周墓葬进行对比后,认定其年代应在西周中期。M1和M6随葬的鬲,大口,腹部圆缓,豆为方折盘,豆把较粗且无棱,罐为大口,圆折肩,或有绳纹等特点,均为较早的特征,分别与沣西张家坡M81、M33的同类器物相近。笔者曾将丰镐地区的周文化墓葬分为四期8段,其中张家坡M81、M33二墓归属于二期3段,年代为西周早期的成康时期。毛家坪M1和M6的年代应与之相当,亦应在西周早期。毛家坪M9原划归于其墓葬的二期3段,年代在西周晚期,只是所出陶鬲肩部明显,大喇叭口罐的口径已大于最大肩径,豆为折盘棱把,与陇县店子M15所出同类器物相近。M15是店子墓地中年代最早者,大体在春秋早期或春秋早中期之际,毛家坪M9的年代应与之相当,即已进入春秋时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存主要包括居址中的H31、LM7和④A以及墓葬中的M1、M2、M6、M10、M4、TM5、M3等单位。 甘谷毛家坪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表现出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的诸多相似性。毛家坪遗址所出的联裆鬲、绳纹深腹盆、折肩盂/甑、肩部带鸟形扳的绳纹罐等,均与沣镐地区西周时期遗址中所出的同类型器物极为相近(图四,58),而这些器物正是关中地区西周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可将甘谷毛家坪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称为西周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另外,毛家坪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刀、纺轮等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有关的工具,其形制亦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遗址所出的同类器物相同,表明二者具有相同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在埋葬习俗方面,毛家坪遗址也表现出与同时期西周文化一定的相似性,但同时还存在着某些差异。如墓葬形制虽然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有熟土或生土二层台,但关中地区的西周墓葬因受商文化影响在墓底多挖有腰坑并在坑内殉狗,而毛家坪仅有一座墓有腰坑,且未有殉狗。随葬陶器都是以一组炊煮器、盛食器和盛水器为基本组合,但西周墓葬在西周中期以前用鬲、簋、豆、罐,而毛家坪秦墓用盆而不用簋,且多为红陶器;西周中期晚段以后毛家坪秦墓以随葬鬲、盂、豆、罐为主,其器类组合与西周墓葬相同,但二者在器物的具体形制上却有所区别,(秦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如西周墓葬随葬的鬲有联裆鬲、分裆鬲、仿铜鬲等,但毛家坪秦墓中仅见联裆鬲;同样是豆,西周墓葬中所出多为折盘细棱把,而毛家坪秦墓中的豆把短粗且无棱;二者使用的陶罐亦有区别,西周墓葬所出多为弦纹折肩罐或圆肩罐等,而秦墓中的喇叭口罐,尽管其同类器物见于西周文化的遗址中,却少见用于随葬。在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间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墓葬中的人骨葬式,即绝大多数为关中地区西周墓葬所不见的蜷曲十分严重的屈肢葬,已有许多研究者对这种独特的人骨葬式进行过讨论,不论其起因有多少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必须在人死后立即对尸体进行捆绑才可获得如此的效果。这种特殊的尸体处理方式应该与特定的族群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载体的族群,应与关中地区使用直肢葬的周人族群有所区别。而这种屈肢葬式是关中地区东周时期以后秦人墓的最重要标志,因此作为甘谷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载体的这一族群,应该即是此后文献记载中的嬴秦族的一支。 四 甘谷毛家坪遗址地处陇东渭河上游谷地,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从陇东到陇西的这一地区,其东部与中原地区相连,西部与中亚地区相连,既是中国东西两半块间的中间模糊地带,也是二者间的界限所在,亦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代文化与兼有畜牧经济的古代文化的分界线。 在陇东地区能够确认的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址除甘谷毛家坪外,仅有天水董家坪和礼县大堡子山。但正如《探索》一文所指出,当甘谷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存被确认以后,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过去在陇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所谓“西周时期”遗址,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秦文化遗存。从这类“西周时期”遗址的分布范围看,其向西不过兰州一线,没有越过新石器时代既已存在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的西限。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看,与同时期分布于该地区及西邻的、被认为是西北地区古代羌戎文化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几无相近之处。即使是过去被研究者认为是秦文化中属于西北地区古代文化因素的洞室墓、铲脚袋足鬲和屈肢葬式,前二者也不见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存中。屈肢葬虽然是西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半山、马厂、齐家等文化中所使用的葬式之一,但不见于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基本同时的寺洼文化墓葬中,在辛店文化墓葬中亦较少见,加之其与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所存在的显著差异,所以很难确认毛家坪秦墓所使用的屈肢葬式,就一定是来自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显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这条位于中国东西两半块间的分界线,一直到商周时期仍然具有其存在的意义。 考古学文化作为“分布于一定地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在其表象背后所隐含的一定是某一特定人群的活动。本文所讨论的秦文化的起源,与在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长期以来颇引人注目的关于秦人起源的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间应该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关于秦人的起源问题,目前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依王国维之说,认为秦人起源于西方,与西戎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许就是西戎的一支;一种依司马迁之说,认为秦人起源于东方,后由东向西迁到陇东地区,然后由西再向东发展进而统一中国;近年又有学者将秦人起源与秦文化起源结合起来,提出秦人和秦文化“源于东而兴于西”的二源说。另外在秦人东来说中,关于秦人西迁的时间和迁徙过程,目前基本倾向于在夏末商初、商代晚期和西周初年,秦人曾分别有过由济、淮流域迁到关中西部、由汾河流域迁到陇东天水地区以及由东方迁到现西安一带的三次西迁。严格地讲,本文的讨论对于追溯秦人的起源以及上面所提到的任何一次迁徙过程,都不能提供直接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但是仍然可以从中了解使用毛家坪早期秦文化的这一支嬴秦族在商代晚期以至于西周时期的活动轨迹,并且知道这支人群在到达陇东地区后,其分布范围没有越过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既已存在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的西限,在其使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亦与分布于其西部地区的古代文化极少相近之处。考虑上述诸种因素,这一支嬴秦族群的起源似不可能来自西方。 五 本文的讨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以甘谷毛家坪一期遗存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其文化面貌基本同于被认定为先周文化的郑家坡类型,其年代与郑家坡类型晚期阶段相当,大体在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 2,毛家坪遗址隔宝鸡地区与周原地区郑家坡类型文化的部分遗址相同,具有较单纯的文化结构,因此毛家坪遗址的早期秦文化应源于周原地区的郑家坡类型文化。其文化载体应是一支使用郑家坡类型文化的族群,这支族群由于某种原因在商代晚期向西进入陇东地区,并且在迁徙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已有的文化面貌。 3,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的秦文化,就其在文化面貌上所表现出的与同时期关中地区西周文化的相似性而论,可视之为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但其在埋葬习俗,尤其是在人骨葬式上所具有的自身特点,则表明作为西周时期秦文化载体的族群,应有别于关中地区使用不同葬式的周人族群。由于这种特殊的葬式与东周以后关中地区秦人墓的葬式相同,所以这支族群应该即是此后文献记载中的嬴秦族的一支。 4,以毛家坪遗址早期遗存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其分布范围向西没有越过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原系统文化分布的西限,其文化面貌亦与分布于其西部地区的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没有相近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使用毛家坪早期遗存为代表的秦文化的这一支嬴秦族,不可能来自西方。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谷县盘安镇毛家坪村,东距县城25公里;分布在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与今河道相距0.5公里,其间有陇海线穿过;南靠丘陵,东部有冲沟,西边不远为渭河南岸支流南河。遗址东西约500—600米,南北约1000米,面积约50—60万平方米。遗址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的北部及西部为居址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沟西的南部为墓葬区;沟东部分主要为墓葬区,严重被盗。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2、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两次发掘了毛家坪遗址,在遗址沟西的墓葬区共发掘土坑墓22座。在该遗址主要发掘到三种文化遗存:以彩陶为特征的石岭下类型遗存,出土陶器有钵、盆、罐、釭、尖底瓶、器盖等;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周代秦文化遗存(“A组”遗存),出土陶器有鬲、甗、盆、甑、豆、罐、瓮等;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西戎文化遗存(“B组”遗存),遗物有分裆袋足鬲和双耳罐,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发掘者将秦文化居址遗存之分为四期,认为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战国中晚期;将墓葬分为五期,分别相当于西周中、西周晚、春秋早、春秋中、春秋晚及战国早期。由于发掘的西周墓均西首向、屈肢葬,与关中地区的东周秦墓的传统葬式相同;墓内出土的鬲、盆、豆、罐等陶器亦与后者的同类器一脉相承,故赵化成先生判断其为西周时期的秦墓,并把居址的文化遗存(A组遗存)推定为西周时期的秦文化。毛家坪的发掘把秦文化的编年猛然推进到西周时期,开辟了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先河,在学术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

  
    近年整理的清华简《系年》云:“飞历(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历(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朱)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飞廉即蜚廉,商盖即商奄。李学勤先生将楚简中的“邾圄”隶定为《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今甘肃甘谷县;认为秦人本是来自山东的商奄之民,周初成王时被迫迁徙至甘谷的朱圉山一带,谪戍西方御戎。李先生的看法影响很大。毛家坪遗址在朱圉山附近,那么毛家坪秦文化遗存是否属西迁的“商奄之民”?

    还需再次发掘才能确认。此外,早期秦文化的编年、甘肃东部的西戎文化等重要学术问题也要求再次发掘毛家坪遗址,以获得答案。 

  
    2012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毛家坪遗址进行勘探发掘,共钻探面积28.8万平方米,发现各类墓葬731处。遗址以一条自然冲沟为界,分为沟东墓葬区和沟西遗址区。依据钻探情况,在遗址区内有针对性地选择3处地点进行发掘,分别命名为A、B、C发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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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点位于沟西居址区。A点:位于遗址沟西居址区的北部,1983年发掘点北侧,布探方6个,每个探方为5*5米,发掘面积150平方米。C点:位于遗址沟西居址区的北部,1983年发掘点西侧,布探方4个,每个探方为5*5米,发掘面积100平方米。

    A点:发掘从2012年7月24日开始,历时4个多月。A点探方深度均超2米,地层可分9层:第①层,耕土层;第②a、 ②b层,近现代垫土层;第③层,战国时期文化层 ;第④a、 ④b层、第⑤a层 ,春秋时期文化层; 第⑤ b、⑥层 ,西周晚期文化层。发掘灰坑140多个,第②a、 ②b层、第③层下的灰坑属战国时期;第④a、④b层下灰坑属春秋时期;第⑤a层下大部分灰坑属春秋时期,少数灰坑属西周时期。第⑤ b、⑥层 下均为西周单位。发掘土坑墓4座,2座属春秋时期,2座属西周时期。发掘得到的大量绳纹灰陶片,从器型看有鬲、盆、豆、罐等,属于秦文化遗物,年代主要属于东周时期。在第②层、第③层下的某些灰坑出夹砂红褐陶的铲足分裆鬲、双耳罐,属于东周时期西戎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③层和第④层之间还有一层踩踏层(编号L1),在各个探方中都有分布,厚30—50厘米,在探方区西边有清晰的界限,表明这是一处古代的小型广场,是附近人们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据出土物判断,广场属战国时期。但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广场的其他三边界限及范围还不清楚。   

    C点:地层可分7层。第①层,耕土层;第②层,垫土层;第③层,扰土层;第④~⑥层,东周时期文化层;第⑦层,仰韶晚期文化层。在第⑥层下灰坑约70个,部分属东周时期,部分属西周时期。发掘土坑墓3座,均属春秋时期。发掘得到了大量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秦文化遗物。
     
   
    B点位于沟东墓葬区,发掘墓葬21座,车马坑2座,发掘面积约250平方米。其中战国时期墓葬11座,春秋时期墓葬10座。洞室墓5座,竖穴墓16座。竖穴墓仅1座长度超过3米,其余均在3米以下。死者均采用屈肢葬式,头向西,为典型的秦人葬式。出土铜器有铜戈、铜镞、铜牌饰、削刀、带扣等,陶器有鬲、鼎、盆、豆、罐、壶等,还有绿松石、炭精、料珠、石圭、石玦等饰件。发掘的两座车马坑均为一车二马,马东车西,马位于车辕两侧系驾位置,采取跪伏姿势,为杀死后处置的。双轮独辀车,车横、车轭、车辕、车轮、车毂、车轴结构清晰。K1001坑内有殉狗和殉人,K1002的车横上放置一柄长矛,很可能属于战车。这是甘谷县境内周代车马坑的首次发现,弥足珍贵。
  
   
    2012年的勘探发掘确定了遗址的范围和规模,遗址面积不少于60万平方米,远远超出了原先的估计;遗址的墓葬总数可能近千座。如此规模的遗址在甘谷县境内是绝无仅有的,再考虑到其地理位置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毛家坪遗址应可以与古文献记载的某处历史名城或县邑对应。甘谷县秦时为冀县。《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攻伐当地戎人后建立了邽县和冀县,为秦国最早设县,是郡县制的滥觞,在历史上有深远的意义。
毛家坪遗址以周代秦文化遗存为主,年代从西周延续到战国。从年代、地望及遗址的规模来看,毛家坪遗址极可能是秦武公所设冀县的县治(县城)之所在。
  
   
    清华简《系年》记载西周初年(约3000年前)秦人从山东西迁到朱圉(今甘谷朱圉山附近)。毛家坪遗址就在朱圉山附近,这条记载是否可靠需要通过发掘才能验证。不管怎样,毛家坪遗址位于秦人西迁的必经之路,对探讨嬴秦西迁的时间、路线有重要意义,在早期秦文化研究上有重要地位。
   
   
    在毛家坪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东周时期西戎文化的遗存(B组遗存),这些遗存在居址和墓葬中往往与秦文化共存;说明除了秦人之外,当时的冀县还生活着不少戎人。这些戎人被认为是《史记》所记载的“冀戎”。遗址的发掘对探讨当地乃至渭河上游古代民族分布、生活,以及民族融合过程有重要意义。(梁云、侯红伟、游福祥、张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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